听到这歌声,周伯符停住了。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听,还轻轻地用手打着节拍。一曲终了,有过了好一会儿,周伯符在感叹道:“真不愧是南曲第一,着实是余音绕梁……可鄙、可叹呀!”
“这曲子唱得很好呀,怎么可鄙可叹了?”郑森不解的问道。
“哦,我说的不是这曲子唱得可悲可叹,而是说写这曲子的人可鄙、可叹。小友,你可知道,这曲子是什么人写的?”周伯符问道。
“不知道。”郑森要摇头说,老实说,戏曲之类的东西,上辈子的时候,郑森就欣赏不了。到了这辈子,也是一样,昆曲这样的高雅的玩意儿,郑森还真是喜欢不起来。所以对于谁写了什么曲子,他更是不太关心。
“这曲子是阮大铖写的。”周伯符又叹了口气,“这是阮大铖的《燕子笺》。”
这么一说,郑森倒是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。这阮大铖原本是东林党的人,而且是东林党党魁高攀龙的弟子,根正苗红的东林党人。后来在打倒方从哲引入的非东林阁老史继偕等人的“斗争”中立下头功,因此名列东林骨干,在《东林点将录》中绰号“没遮拦”。但是后来,因为分赃不匀,原本说好了要给阮大铖的吏部给事中的位置给了别人(魏大忠),而东林党的几位头领只打算给阮大铖一个工部给事中做。在六部中,吏部地位最高,工部地位最低。阮大铖自然不满,便走了魏忠贤(当时魏忠贤还没有太冒出来,阉党和东林的对立什么的自然也还不存在)的门路,当上了吏部给事中。
然而,不服从党的领导,自己去走别的门路,就是不忠的表现。于是阮大铖立马就从东林党的同志,变成了叛党的叛徒了。而叛徒,自然是人人得而诛之了。结果阮大铖在吏部给事中的位置上才干了不到一个月,就不得不弃官回乡了。但从此之后,他的身上,就被打上了阉党的烙印了。
阮大铖这样灰溜溜的回了家,要说心里对东林没有怨恨,大概也是不可能的吧,所以当魏忠贤上台之后,召他回了京师,担任太常少卿,他立刻就去了。虽然在任职期间,他也没干什么直接迫害东林党的事情。但是他在朝堂上的存在,本身就是在号召其他人背叛东林。任何时候,叛徒都比敌人更可恨,所以东林党人对他自然是恨之入骨。
等到魏忠贤完了蛋,东林党人卷土重来,这个叛徒自然就被打入逆案,虽然案情不算太重,(因为阮大铖当时的确没干什么)但是也落了个“永不叙用”的结果。
阮大铖自然不甘心于此,近些年来,不断地向东林示好,想要重入东林,但是却一直被东林排斥。阮大铖这人贪官,没什么气节,(后来我大清打来了,这货又投降了我大清,人品之低劣可见。)但文学才华却的确非常出色。后世陈寅恪先生在遗作《柳如是别传》中曾有一段谈论阮大铖的文字:“圆海人品,史有定评,不待多论。往岁读咏怀堂集,颇喜之,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,王修微之樾馆两集,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”。章太炎先生亦曾有评语曰:“大铖五言古诗,以王孟意趣,而兼谢客之精练。律诗微不逮,七言又次之。然榷论明代诗人,如大铖者少矣。潘岳、宋之问险诈不后于大铖,其诗至今尤存。君子不以人废言也”。更有胡先骕先生甚至称大铖为“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”。
阮大铖在戏剧方面的才华在当时更不做第二人想。后来,一直和东林党走得比较近的张岱,在他的《陶庵梦忆》中,是这样说阮大铖的戏剧的:“本本出色,脚脚出色,出出出色,句句出色,字字出色。”真可以说是赞不绝口了。
阮大铖知道,东林和复社的那帮子风流才子们,都和珠市旧馆的那些当红歌妓们往来密切。这是自然,如是没有添香的红袖,这圣贤书读起来又有个什么意思?而和歌妓们来往的时候,自然少不了要唱唱曲儿,外带着吟诗作画什么的。更重要的是,还少不得要花钱。所以阮大铖使劲的写这些才子佳人,和旧馆的那些歌女、琴师什么的来往,为的就是能重新巴结上东林的人。
阮大铖手里有不少钱,一听说东林或者复社的谁谁谁缺钱了,他就赶紧巴巴的赶上去,送钱给人家,唯恐人家不要。只求人家能让自己重回东林,让他能有机会重新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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