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使是好友和同事也不太了解佛教在史蒂夫生命中扮演的角色,更不用说外界了。“他有属于精神世界的那一面,”麦克·斯莱德(Mike Slade)说,斯莱德后来成为史蒂夫的同事,分管市场营销,“精神的那一面似乎显得格格不入,与他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契合。”在当上父亲之前,他会定期冥想,有了孩子之后,孩子占用了他大量时间,他没有多余的时间进行冥想。铃木大师的著作《禅者的初心》(Zen Mind,Beginner’s Mind)他读了好多遍。他常常会和布里安特聊天,聊到亚洲灵性思想与他事业的融合。多年以来,他每周都会安排日本僧侣乙川弘文(Kobun Chino Otogawa)来他办公室见面,向乙川弘文咨询如何才能在精神世界与商业追求之间找到平衡点。尽管没有任何一位和史蒂夫熟识的朋友会把他看成“虔诚”的佛教徒,但精神追求的确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微妙而又深远的影响。
1974年,史蒂夫回到美国后,又回到雅达利公司工作,主要做一些硬件修理工作,尽管诺兰·布什内尔创建的这家公司算得上是行业先驱,却管理不善,组织结构松散,史蒂夫有时会消失好几周,去罗伯特·弗里德兰的苹果园摘苹果,居然没有被炒鱿鱼,事实上,根本没人惦记他。当时,沃兹在惠普做着一份稳定、高薪但挑战性不大的工作。到目前为止,史蒂夫的人生轨迹还没有显现出任何迹象,表明他会在电脑技术领域取得骄人的业绩,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,他的人生即将开启新的篇章。之后的3年里,他即将从一位邋邋遢遢、飘忽不定的19岁少年摇身一变,成为一家革命性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领袖。史蒂夫无疑是幸运的,让他展示才华的舞台已搭建完毕。方方面面的变革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,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。20世纪70年代,电脑领域使用的主要是大型机,体积有房间那么大,主要卖给航空公司、银行、保险公司还有一些大学。为了得到一个计算结果,比如计算抵押贷款,编程的过程极其复杂烦琐,至少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如此,绝大多数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大学里第一次接触到大型机,并学会怎么让大型机运行。在给大型机布置的任务确定以后,先得用诸如COBOL或Fortran之类的编程语言把代码一行行写下来,一步步地写明计算或分析的逻辑过程。然后,在一台闹哄哄的机器上,把手写的代码一行行打到长方形的“穿孔卡片”上,大型机可以直接读取穿孔卡片上的信息。必须确保所有的穿孔卡片都按顺序排好,一项简单的任务可能需要几十张卡片,用橡皮筋扎一下就可以了,而复杂的任务需要的卡片更多,得用特制的纸板盒来装。接着,把卡片交给电脑“操作员”,“操作员”会把各项任务排好队,依次送到大型机里。最终,大型机会把计算结果打印在一张绿白条纹的可折叠纸上。通常情况下,程序至少需要修改三四次,有时多达十几次,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。
换句话说,1975年的电脑产业跟“个人”完全不沾边,编写软件的过程劳心劳力、无比漫长。主要是几家大型的官僚化技术公司在生产、销售这些昂贵又难伺候的大型机。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75年,IBM(国际商业机器公司)一家独大,大型机的销量比其他所有竞争对手加在一起还多。60年代,IBM的竞争对手被戏称为“七个小矮人”,到了70年代,“七个小矮人”中的通用电气(General Electric)和美国无线电公司(RCA)退出了电脑市场,竞争对手只剩下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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