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二一、王显耀任职副行长

阶段性的目标，就不应该以透支行来对待。第三，存贷比指标，能否定得恰当一点？”

    邵云峰说：“显耀说的，我们带回去研究。罗行长还有事，我们先回去了。”

    与会人员站起来，送罗艺、邵云峰出了会议室，王显耀、陈作业两位行长和许爱群则来到停车场，目送罗艺的车离开。

    王显耀送走了罗艺回到办公室，在办公室里踱着步、思考着：“总行也是说话不算话的秉性，要我下来时，说得天花乱坠，要什么支持什么。三个月下来，总行的钱不给借了，没有办法就透支去，承受着高成本，到了年终，还不是弄个大额亏损？借新还旧想叫贷款户搞点存款，不批了，逾期利息越算越多，成了纸上的东西；费用卡死了，你想买存款也没有钱去攻关；而现在，在人事任命上又留一手，我原本在总行就是副处长了，呆得多舒服，下来任副职何必受这份罪？说白了，还是总部对我三个月的工作不太满意。这不就是因为表现出透支的原因吗？但我也是天天为保开门而奔波啊！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捞到的最不好摆弄的一份差事。”

    其实，在市民银行里像王显耀这样，思想上有复杂想法的人不在少数。行长古丁力的内心也在激烈地斗争着，觉得市领导也没有履行当初将财政、投资公司等地方性帐项以市民银行为结算主渠道的承诺。几次去找市领导，但市里的说话一次比一次难听。导致现在市民银行的资金渠道成了来无源头，要也要不到；去无水坝，拦也拦不住的局面。

    “要是市里把当初承诺的一半给我，我也轻松不少哇！”古丁力不仅在心里说，有时还会在下级面前发发牢骚。

    李国兰来到夏天的办公室，对夏天说：“夏经理，汪氏实业（深圳）有限公司贷款时的公章是假的。”

    夏天抬起头，看着李国兰的眼睛，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”

    李国兰说：“你把这个企业分给我管理，我去到他们公司，他的老总汪一亲口告诉我，他们有两个公章。”

    这个公司的贷款是原信贷三部办的，夏天问：“办理贷款的时候，汪一到场没有？”

    李国兰说：“我不清楚。”

    夏天说：“我帮你判断一下吧：如果他的法人代表知道公司有两个公章，那么充其量是一个曾经在公安局备过案，一个是私自刻的。这种情况，不能说私刻的公章就是假的。那么，他为什么要多刻一个公章？做贷款的时候又为什么要用私刻的那枚？这就可能涉及到他们的主观故意，是否是诈骗行为。如果当时是法人代表来办贷款，也不怕他耍赖。”

    李国兰心有不甘，但在嘴上还是说：“你这样一说，我放心了。”

    夏天说：“但还是应该了解一下。这样吧，你问一下卜一定，看看当时汪一是否在合同书上签字，核对一下他的笔迹。如果还有问题则要告诉行长。”

    夏天说到这里，用眼睛审视着李国兰：她长得普通而务实：一米五左右的身高，长得扎实粗壮。头上的眼、嘴、耳、鼻都长在它们该长的地方，毫无新奇之处，只是面相有点像男生，而且两片嘴唇稍显粗厚，能让人多少揣摩出她性格中刚强的一面——也许有点男人味。

    其实，李国兰为人处事真的就像她的相貌所传递的信息一般：一切以有利于自己的务实主义为准绳，十分现实。也就是时下有人常说的：有奶便是娘。这点，难免让人诟病。

    就在夏天的双眼打量完李国兰后，桌上的电话响了，李国兰随即告退。

    夏天拿起电话问道：“喂，哪位？”

    电话里的声音：“夏经理，您好！我是凌华，老朋友好久没有联系了，最近忙吗？”

    “哎呀凌总啊！我现在是满头露水呀！怎么，你想帮帮我？”夏天边说边问。

    凌华说：“你什么时候有空，过来坐坐。”

    夏天说：“下午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“好！我在办公室等你。”凌华放下了电话。

    夏天讲完电话，思维回到了李国兰讲的汪氏公司：它是1995年2月以存贷挂钩为特点，由信贷三部做出390万元担保贷款。由于李国兰与卜一定关系不好，夏天也在警惕别着了李国兰的道。(未完待续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