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许百姓点灯?我当然不会当真的去告自己爸爸,即使再大的愤怒也不至于冲晕了头脑。可我忽然想做个恶作剧,我就算打了电话又怎样?也许怎样也不。那我何不打一下试试?记得一个同事曾经故意恶作剧,打110说自己饿了,能给我送个外卖来吗?明白反正也不会真的送,就当跟值班的民警开个玩笑,帮他们度过孤独无聊的午班时间。谁知那民警一口答应,还问她地址,吓得她赶紧挂了电话,怀疑那民警是不是故意钓鱼,等她说出单位地址,就过来把她抓起来,定她一个扰乱公共安全罪。
此时我已经不是对爸爸的恼怒,为冼兰兰的不平,而是一种恶作剧的冲动让我鬼使神差的拿起了电话,就像初中时一个同学,明知后果很严重,还是忍不住在教室门顶放了一盆水,当老师推开教室门时,哗的一声,水泼了老师一脸一身,水盆还砸在老师的头上,老师又是狼狈又是愤怒,那一天都没有上课,不审出罪魁祸首坚决不罢休,同学们开始也没有觉得事情的严重,看着老师狼狈的样子,还欢快的哈哈大笑,可老师那张黑幕重重如暴雨前天空似的脸让大家很快噤若寒蝉,那肇事者更是再没有先前的活泼,像一只猴子被狠狠的抽了鞭子,(他平时顽皮跳脱,人送外号猴子。)只知道低头发抖。同学们不是勇敢的夏明翰,不是宁死不屈的江姐,倒有做叛徒的潜质,老师还没有严刑拷打呢,就已经有人把他招出来了。结果让我们很是意外,居然不是写写检讨,或罚站罚跑甚至罚跪,而是直接开除了。当我们看着她妈妈,一个瘦弱的老妇人,拉着他给老师,给校长下跪的时候,明白了恶作剧虽有趣,可别乱开。
下跪也不能挽回,当我收回同情的目光时,却发现同学们都看着我,而且慢慢围了拢来,我吃了一惊,同时心中疑惑,好像是我把他出卖了似的,但我明明记得我并不是那个叛徒,老师甚至就没有审问我,只是问了我一声知道是谁吗?我说不知道,就让我坐下了。那群围着我的人中其中就有冼兰兰,还有班长。当时冼兰兰并不是我的朋友,而班长肯定是我的敌人,我不问原因,挑衅的看着她,她却没了平时的傲慢,而是像电影中共产党人秘密接头似的,既严肃又沉重的说,同志,就靠你了。好吧,“同志”是我在回忆里不由自主的加上去的,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成为同学们的同志,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同志,是被寄予所有希望的英雄。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认为我有这么大的能量,我爸爸只是一个商人,并不是官员,但我不愿辜负“同志”们的期望,严肃的接下了这个艰难的任务。只是任务完成起来却并不艰难,我只是回家跟爸爸说起此事,并求他帮帮忙。不好好学习,成天在学校里捣蛋,这样的学生就应该被开除。当时他这样说,我撒了撒娇,说,就算犯错,也罪不至死嘛,除了杀人犯,没有说无论犯什么罪都要判死刑的。爸爸哈哈一笑,似乎被我这个不伦不类的玩笑逗乐了,但第二天上学,那个被开除的猴子同学居然又回到了教室,坐在了原来的位子上,而我进去的时候,同学们同时鼓起了掌声,好像欢迎一个刚从战场凯旋归来的将军。那是我学生生涯中最得意的时刻,从此我的世界好像寒冬里,吹来了春风,阴云密布的天气里,射下了阳光,只是那个恶作剧的同学却再不像一只可爱的猴子了。
我拨通了110,是一个男警接的电话,我试探的说,我要报警。人间天上有违法活动。
什么违法活动?
好像是赌博,**什么的吧。
好像?公民,如果举报请有证据,否则就是诬告,是犯法的,明白吗?
他问明白吗的时候,语气忽然变得很严厉,我的心中有了底,于是说,我有证据,他们组织**,聚众赌博,容留吸毒,现在正在进行,你们去抓吧。
你是谁?
你管我是谁。
我们警察是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,可不是儿戏,不能听风就是雨,如果我们事后发现你是在诬告,那我们就要找你负责,你既然言之凿凿,那为什么藏头露尾,不敢报出你的真面目?
我有什么不敢的?
那你说说你叫什么名字?住在哪里?什么单位?举报人间天上有什么目的?
我叫张柏芝,住在谢霆锋家里。举报人间天上就是逗逗你傻逼。
我说完挂断电话,忍不住哈哈大笑,我并不怕他们追查我的电话,如果真有这么无聊找到我,那又如何?还能判刑不成?虽然这种可能并不是没有,至少有可能给我一个劳改,但毕竟我有爸爸这把保护伞呢,别说是开个玩笑了,就算事情再大一些,也不会有事。如果他们追查,追到底发现是爸爸的女儿打的一个恶作剧的电话,一定会哭笑不得吧。